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把今天的中國建成一個文化強國，能動地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新時代肩負的文化使命。完成這一文化使命，需要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這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得以建構的重要前提。
一
知往而鑒來，溫故而知新。“建設新中國”須以“認識老中國”為前提。晚清以來，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于一個擁有上下5000多年文明史、具有強烈文化自尊、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民族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贏得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成為近代中國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味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而要夙愿成真，就必須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歷程，既是實踐探索史，也是理論創新史和文化建構史。歷史上，我們黨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進入新時代，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偉目標，要求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解放思想，開啟新文明形態的積極建構過程。從歷史內涵上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僅包含并積淀著中國式現代化過程及其結果的全部歷史規定，包含并積淀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及其理論的全部成果和文化創造，而且濃縮并體現著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能動建構貢獻的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結果，又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得以建成的基本標志。因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賦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特定的文化意蘊，它意味著我們應該從文明類型建構的高度領會其深遠意義。
二
對于中華傳統文化，我們黨所采取的立場歷來是既明確反對文化虛無主義，也堅決拒絕文化復古主義，而是堅持辯證揚棄的科學態度。從“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華”的甄別和擇取，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主體尺度的確立，再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化有機體的新陳代謝和自我超越，充分表明了我們在對待本土文化遺產和資源的態度和方法上愈加成熟和完備，折射出由客體視角向主體視角的深刻轉變。我們黨無疑繼承了五四傳統，但又對其激進的反傳統姿態采取了辯證分析的態度，這是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毛澤東同志當年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反帝反封建中的重要啟蒙作用的同時，也客觀指出了其簡單對待文化傳統的局限。歷史證明，文化問題始終構成我們黨的事業一個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我們黨在文化意識上也日趨自覺和自信。
在中國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早已滲透并以辯證揚棄的方式包含了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優秀成分。離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漫長而深厚的滋養和陶冶，中國人“天下為公”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為了民族和國家利益而犧牲和奉獻的價值取向等就不可能以中國人所特有的方式呈現出來。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只有“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所謂“民族的特點”和“民族形式”，不僅取決于一個民族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還取決于它的文化條件。正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以“實事求是”的把握方式被表征出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以“知行關系”的領會方式被表征出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以“一分為二”的理解方式被表征出來……這些都不僅僅是單純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是內在地承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它們構成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進而實現本土化不可或缺的文化條件。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了相互契合基礎上的彼此成就。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融入中國文化土壤，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得到理解、詮釋、認同并訴諸實踐，從而逐步實現了中國化；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洗禮、過濾、甄別和篩選，特別是經過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不斷重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逐步獲得當代形式，從而實現了現代化。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相互建構，由此成就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偉業。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正傳承者和發展者，因為其對傳統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繼承的辯證態度，這也是唯一恰當和科學的態度。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決不能搞“一刀切”和“絕對化”，這正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法論原則的必然要求。
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因時因地去把握。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織疊加的時代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價值愈益得以顯現，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新時代的迫切訴求，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被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新時代的必然要求。今天，我們要格外突出中國性，在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勻質化趨勢中，保持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這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推進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擔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使命的鮮明體現。
三
作為“軟實力”，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這一點在今天已空前凸顯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所揭示的以人類普遍交往為基礎的“世界歷史”，使不同文明發生了實質性的相遇，為它們彼此實現互補整合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基礎和有利的現實條件。盡管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又經過了漫長的冷戰，但這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人類文明對話和互鑒的基本格局和主導潮流。當今世界依然動蕩，局部沖突和戰爭時有發生，但對話代替對抗、“正和博弈”代替“零和博弈”，共同推動和平與發展仍舊是國際社會的基本訴求。相比起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更加深沉、更加恒久。因此，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深化的需要，也是文化重要性日益凸顯的客觀要求。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目標和使命的自覺確立，回答并解決了中國語境中的文明主體性角色問題，給出了究竟是“誰的”現代文明，又是“為誰的”現代文明的恰當答案，意味著建立起現代文明的中華民族之主體性。同時，它又從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提出了時代性維度上的訴求。這只有通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有機結合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完成現代轉型的歷史任務。文化問題在今天已變得格外重要，決定了我們所建設的文明形態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這就從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雙重維度上規定了文明形態的根本特質，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獲得了時空坐標，從而確立自身的“此在”性。創造性提出和踐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文化自信的體現，也是中國文化主體性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自覺確立起來的體現，必將推動中華文明在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再次綻放出奪目光彩。
（作者：何中華，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王振華
